80年代初期，我开始当一家大医院的小医生，主要是跟着老师看会诊病例，那时，外院来会诊的病例中,错误率为10%，老师经验丰富，大笔一挥，一分钱不收，报告发出，病人离去，无任何纠纷。
80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做一些会诊工作，仍然是一分钱不收，外院病例的错误率也为10%左右。开始遇到了一点纠纷，但不严重，没有病人告状的事情，只遇到过病人有意见，然后去说说而了事。记得有一例外地来会诊者，30多岁，为一大学老师，他的儿子3岁，当地诊断腹膜后恶性肿瘤，手术后用了化疗和放疗花了几万元。会诊时我一看，其实是神经鞘瘤（良性）。开始这位老师很高兴，因为不是恶性的。过一会儿，他想起来了什么，说要回去找那家医院算帐。我给他解释了一番，他表示理解了。从此后在会诊中我就有一些警惕性。
80年代后期，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外院病例的错误率呈上升趋势，于是在会诊中也就小心起来了。我掌握的原则是：如果是病理医生介绍来会诊的，属于同行间的交流，只要病人不要求写报告，我就用非正式报告纸，写一个意见，要病人带回去，给同道们参考，当然也是不收费的；如果是病人自己来要求会诊的，我就小心一些啦，细看诊断与原来是否一致，如果一致那就发报告，如果不一致，就应该了解病人的背景情况，探知病人是否有去找原病理科麻烦的倾向。如果病人不会找麻烦，我就写出报告，如果病人可能会找麻烦，我就想办法不发正式报告而采用“迂回战术”了事。
90年代以后，日子就难过了。有时想躲也躲不了。甚至找到家里去的，堵在门口不走的，托人说情的，通过关系找来的等等。其原因有：一是病理诊断准确性越来越低，大批的年轻病理医生缺乏正规的训练（美国病理医生必须经过四年正规训练才能发报告）；二是患者报有想找出医院的错处而捞一把的心理；三是整个医疗市场的无序。
回想起来，由于我的会诊报告而伤害了病理同行的事屡有发生，这使得我也感到很悲惨。其实，与我本心是不符合的，我是希望能够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了事.因为,只要当医生都会出错误,大医生出大错,小医生出小错.多干活多出错,少干活少出错。
现在,我“圆滑”了，在无数次的“痛苦经历”磨练下，我的原则是：先了解原诊断是什么，如果一致那就发出我的诊断报告，如果不一致，千万不能轻易的发出诊断报告.而是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具体处理”了。
因此，我想说，作为医生，我很难！